治史难，治当代史尤难。
当代史或近在眼前，或史事发生不远，一些当事人、亲历者或仍在世，治当代史难在何处呢？其难有四。一是史事纷繁，巨细杂陈，枝蔓缠绕，难以取舍，所谓身在庐山不识庐山真面目。二是是非公断难。时势变幻，峰谷凌替，往往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忽而座上客，忽而阶下囚，忽而独夫民贼，忽而英雄豪杰，没有经过“历史考验”的史事，史家如何判断，岂非大难？三是客观评判难。正因为史事发生太近，史家本身或在其中而又不免受同时代之思想拘牵，难以跳出主观自我的圈子，一个人感情好恶更可能在治当代史时发生作用，而最难者是第四点，即治当代史要受当代政治制约。一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就是这个社会统治阶级的思想。史学作为政治性极强、历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的学术，不能不受到当代政治的约束。如果是政治清明天下归心的时代，史家或可秉笔直书，但如果当政者倒行逆施而又残暴专制，史家秉笔直书谈何容易？中国历史上固然有不少秉笔直书的良史，为保存一点公理不惜蹈死，但大多数官府豢养的史臣却不得不违心按统治者的意志行事。
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不仅有浩如烟海的官修史书所谓正史，还有大量的私人修史所谓野史以及无所不录的笔记，还有那些传状、神道碑、墓志铭、家谱、族谱等所谓家乘。历史事实只有一个。如此众多的记载，角度各异，令人眼花缭乱，读史者又如何取舍呢？明代史学家王世贞指责明朝史官失职。他说，每当皇帝死后，朝廷命史臣修实录，但只不过是从六科“取故奏”，从部院“咨陈牍”而已，根本谈不到“左史记言，右史记功”的事。更有甚者是对于国之丑事、皇帝的缺失“有所避而不敢书”。而执笔者又往往凭私人好恶任意去取。因此正史是不足凭信的。正史不足信，那么“史失求诸野”吗？然而野史也有明显的缺陷：“一曰挟郄而多诬”，执笔人不能出以公心，“寄雌黄于睚眦”；“二曰轻听而多舛”，执笔者生于市井乡村，不了解朝廷官府的事，常把不合事实的传闻记载于书：“三曰好怪而多诞”，搜求奇异，以讨好读者。因此野史也是不足凭信的。那么，“求之家乘铭状”吗？王世贞批评家乘铭状是“谀枯骨谒金言”。执笔人收了主人的钱，自然要替主人说好话。家乘铭状是一片歌功颂德的声音，就不奇怪了。然则，这些史事都不可读吗？不是。王世贞说：“虽然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其叙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山堂别集》卷二十）也就是说，各类史书都有其价值所在，在读史书时要小心，根据不同史书的不同优缺点认真甄别，淘尽沙砾，让真金闪出光辉。
中华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很有特点的时期。两千年的帝制推翻后，中国人并没有找到一个能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由于革命党人的软弱，中华民国甚至一度被袁世凯所窃取而复辟帝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革命派护国、护法，前仆后继，先后打倒了袁世凯和北洋车阀，但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的“五鬼”（贫穷、疾病、患昧、贪污、扰乱——《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仍然困扰着中国人民。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又乘虚而入妄图灭亡中国，称霸亚洲。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之后，中国人民必须选择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展开了两种命运的决战，迎来了新中国的曙光。短短38年，在中华大地这个舞台上，既有志士仁人的叱咤风云，又有牛鬼蛇神的群魔乱舞，既有意气昂扬的凯歌猛进，又有深罹水火的痛苦呻吟。一时群星灿烂，豪杰辈出，污泥浊水，翻腾汹涌，有的遗臭万年，有的彪炳千古。
如此生动丰富的历史事实，为大大小小的史学家、为有“历史癖”的人提供了驰骋笔墨的好机会。他们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力度，带着个人的感情好恶和不同的文笔风格，对民国史的各个方面作了各自独特的描述。民国时期已没有所谓正史了。但还是有大量的类似正史的官方史料、政府公报、官方公布的文献等，而这些官方文献，仍然有着王世贞所说的毛病，要凭这些资料了解民国历史真相，是远远不够的，这暂且不论。那么，我们就求助于野史。民国时代的野史，与历代的野史相比，其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它们从各个层面全面反映了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虽然，其中良莠并存真伪相参，但无疑是一座丰富的宝矿。研究民国史的相当多的材料，都可以从中找到。正因为其野，所以可能疏于修饰剪裁，而也正因为其野才更坦白率真而无所顾忌，是任何奉命文章所无法比拟的。只要我们下一番去伪存真的功夫，一定会从中获得对民国史的直观感受，这是从任何正史中难以得到的。
车吉心、王熹同志有志于史学，尤著力于史料的整理与研究。这几年，他们徜徉于民国野史的书海之中。既叹其数量之庞大，又感其扑朔迷离。他们深知这些野史的价值也熟悉它们的不足。作为史料研究者，他们首先就要作一番甄别梳理的功夫，正如其在《编辑说明》中所说：“凡空论华章，无稽玄文，低级趣味的琐谈，篇幅过大的稗乘野史，均不予收录。”这几句看来简单的话，做起来谈何容易。这不仅需要真知灼见，也需要艰苦的体力。于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钱玄同语），他们从散落各处、汗牛充栋的民国野史中编选了这套《民国野史》，使它们从尘封的库房中走出来，呈现在史学工作者和广大史学爱好者面前。史学研究必须付出的多少艰苦繁琐的劳动都由编选者代劳了。人们看到的是一部经过精心选择、分类清楚、涵盖面广、繁简适当的民国野史丛书。本书的出版真是功德无量！不过，从本书的选目上看，全书还是偏重于政治史，即使这样，本书的篇幅也已相当可观了。我希望本书是《民国野史》的初编，还盼望有续编、三编的出现，不断将民国的社会、风俗、文化各方面的野史献给读者。相信本书的出版定会对民国史的研究，对人们更深刻地了解民国历史和社会有所推动。掌握国情，以史为鉴，必将会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大有裨益。（《民国野史》车吉心、王熹主编，泰山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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